那绝对不是一次平常的相助，母亲将它挂怀在心中，20多年里，时刻叮嘱我们，做一个好人。我不知道那位医生如今身在何处，是否健在，只是我每当以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时，都会想到，女医生用自己的爱为母亲延续多年的那片光明，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母亲右眼先天性失明，生活起居全凭借左眼。20年前的夏天，母亲遭受了人生上最为痛苦的折磨，左眼视力却突然逐渐衰退，当最后一线光明从母亲眼前消失时，当地医生开出了白内障的诊断书，医生还补充了一句，重见光明的几率有多大，他也无法保证。没有文化的母亲无法承受住这个打击，整日把自己关在屋里暗自流泪。只有亲身体会过失去光明的人，才会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时隔多年之后的今天，母亲依然难忘当时的情景：“那些日子里，眼前漆黑一片，我想也许只有去死才是唯一的解脱。”但是母亲又是幸运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她遇到了一个恩人。
我们陪着母亲，从泰顺大山中辗转来到温州求医，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和我们一样终日惴惴不安，母亲时常会无端地发脾气，而我们则常以泪洗面，我们所有的情绪没能逃脱女主治医生的眼睛，那一天，60多岁的女医生在给母亲做了很仔细的检查，而后附到母亲的耳朵旁边悄声说了几句话，那天下午，母亲出奇地平静。
母亲的手术排上了号，而我们又开始惶恐起来，因为入住医院后，好几次听病友提醒，医生的手术好坏影响着病人的病情，不主动打点一下怎么行？此时此刻，我们明白医生的正常发挥对母亲的重要意义，即便拮据，还是悄悄备了一个红包，在医生为母亲做手术前的检查准备时，塞在了她的衣兜里，医生看看母亲，没有拒绝，而她的这个姿态令年少的我在那一刻满怀悲哀，毕竟在1988年，300元钱可是一家人两个月的生活费用啊，这可是父亲走了很多邻居家借来的啊。
母亲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一个星期后拆线恢复光明，我将这一切归功于红包的作用，逐渐忘却了它带来的不快。办妥出院手续时，女医生来了，她走到母亲的面前，从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了一袋眼药水，塞在母亲手里说：“这些是我买来送你的，你拿回去按时点滴，千万不要忘记了。”接着又从右手套出了一张写有号码的纸片，提醒母亲一旦不舒服，就只管打她的传呼。
当我们跨出医院的大门的时候，女医生又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把手里捏着的一个红包塞还到母亲手中：“当时倘若不收红包，惟恐你们多心，如今眼睛好了，红包也得物归原主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的病痛也是医生的病痛，送红包的事情实在是做不得啊。”
那天临上车时，女医生又附在母亲的耳朵边说了几句，我看见母亲的眼泪很快就流了下来。
我们回家后，母亲一直叨念着给她带来光明的那个女医生，我们也曾设想过好几种答谢医生的方式，写感谢信给院方，把山里的好茶寄些给她，可这些念头一样也没能实现，母亲说，与我重新获得的光明相比，这些真的无法代表所有的情谊啊，我们这样做，女医生可能会不高兴的，于是所有的念头又搁浅了。
20年后的今天，母亲65岁的生日上，全家人欢聚一堂，母亲又动情地提到了当年的那位医生。我询问母亲，当年，那个女医生两次都对她说了什么，母亲眼眶湿润了：“第一次，女医生告诉我，她是我的亲人，只要她的眼睛还能看见东西，我的眼睛也就一定能看见东西。第二次她告诉我，不要感谢她，只希望我能把别人给予的帮助挂在心上，教好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们长大后，也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她就宽慰了。”
母亲告诉我这个答案时，我心情异常凝重。
苏康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