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设(职员)
1976年3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上级一纸证书，被光荣地批准为一名上山下乡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天，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失眠了。之前，见过那光彩照人的下放证书，真的好羡慕，以后，做梦也想有张下放证书。
下放证书形同奖状，上面印着“务农光荣”四个大字。想到学生时代，同学们获得“三好学生”等各种荣誉，一直当不上先进的我，视下放证书为最高荣誉，将它装进镜框，端端正正、高高地挂在客厅，临行的那天，我注视着它许久。
1979年底，我回城待业，下放证就成了多余的东西，很少注意它了。后来，参加高考、招工、评职称，时不时地要用到下放证。这时，我忽然觉得它的重要，便想起那一纸证书，像丢失了孩子一样，努力地寻找着，心情十分着急，执意要找到它。经过一番苦苦寻找未果，也不抱有多大希望了。
我没忘记大姐有张下放证书，趁她不注意，将她的证书拿了过来，试着改名儿，结果呢，将大姐收藏多年的证书改得拿不出手，成了一张废纸。为这事，大姐一段时间不理我，她怨我太自私了。
面对一张报废的证书，我伤心、自责。还是母亲看出了我们姐弟俩的心情，得知我为寻找下放证烦恼时，母亲将我叫到她跟前，母亲从房间衣柜里取出一个布包，打开一看，除了一些旧照片外，还有我那再熟悉不过的下放证书。我如获至宝，小心地将证书平铺开来，当年的证书重现在我的眼前，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我感谢母亲这么多年来为我珍藏下放证书。接过证书，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将它收藏。
如今，我收藏这张证书已有三十年多了，岁月的沧桑使得我年近半百，闲来无事时，总爱将它铺展开来，同家人一道欣赏，讲述自己那段难忘的知青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