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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工业遗产,凝结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http://www.wzrb.com.cn/   2008年06月24日 09:25
 
 
 
  位于永川路9号的民国时期永川轮船局办公楼旧址。
  ▲陶化罐头厂老厂区遗留下来的红砖路仍清晰可见。 郑晓群 摄
  ▲陶化罐头厂主厂房正立面。
  ▲矗立在鹿城区永川路中段的陶化罐头厂老厂房。 郑晓群 摄
  ▲永川轮船局办公楼侧立面。
  ▲永川轮船局办公楼建筑坐北朝南,正楼面阔四间二层,南北侧均设外廊,柱间用连续拱券柱式。腰檐及屋面檐口均有多层砖线脚。
  ▲永川路相距两三百米处,就坐落着永川轮船局办公楼和陶化罐头厂两座工业遗产。
  黄之宏  

  温州陶化罐头厂旧址、永川轮船局办公楼旧址,挨着垃圾中转站,相去百米而立。

  半土半洋的小楼和或拱或圆的券窗,曾是这带商埠最时髦的地标。有志商贾钟爱的设计,凝结着洋为中用、富民强国的梦想,如今则是这一带衰落的表征。城市角落两座民国时期的老房子,就像城市新陈代谢产生的垃圾一样,尴尬地等待中转和处理(本报新闻版4月15日《新发现工业遗产面临尴尬》以及瓯越·风土版4月29日《工业建筑——年轻的文化遗产》均曾报道)。

  标注拆迁的设计效果图,鸣着后现代文明推进的号角立在路口,迫不及待将老房子所表征的一切抹平重来,在这里竖起新地标。

  今年4月,我市文物普查队走进这片即将被抹平的区域。

  一个月后,一份特殊的政府批复预示着老房子命运的改变,它们被围起“就地保护”的护栏。

  这两座从遗忘手中抢救而来的老房子,再次成为一个地标,它们是温州工业遗产保护的第一个案例,当下的人们开始记录这个城市行径中的历史,凝结工业化光荣与梦想的遗迹。

  拆迁地块不能拆的历史

  “这两座房子已经被列入拆迁范围。”今年4月10日,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蔡钢铁接受采访时如是说。没有以往发现文物的那种欣喜,他多了一份复杂与无奈。

  4月7日,温州市文物普查队在鹿城区永川路普查,发现并登记了一处工业文化遗存——温州陶化罐头厂旧址。这一旧址与前不久登记的永川轮船局办公楼旧址仅相距两三百米,不仅是城区目前所知的保留最完整的建国前工业遗存,而且互为参照提供大量温州近代工业变迁信息。

  永川路的前身“化鱼巷”,曾是城市温州东门外交通要道,最繁忙的商埠。商铺鳞次栉比,不大宽广的石子路高高低低留下过往的车辙与足印,货物乘着船只在号子声中登陆,又伴着吆喝声从这里启航。新路建成后,正当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化鱼巷”一度改称“忠孝路”。

  温州海上运输事业在民国时发展迅速,永川轮船局在“忠孝路”江边建造一座浮码头,名叫永川码头;置备轮船,往返温州、宁波、上海之间。解放后这条路因码头改名“永川路”。

  如今可以见证这段历史的,就是与永川码头相去三四百米的两处旧址。

  永川路9号,永川轮船局精致的两层办公楼仍坐北朝南伫立在那里。典型的民国时期庭院式建筑,由门廊、耳房(含楼梯间)、办公楼等组成;门廊为折边弧形平面,二层露台有宝瓶式栏杆;砖木办公楼里室内铺着木楼板,百叶式门窗依旧耐用;南北侧外廊,采用爱奥尼克式廊柱,柱间用连续券。

  陶化罐头厂旧址,显示着上世纪20年代的建筑风貌。这座占地面积8000平方米的厂区,保留了主厂房、办公室、仓库等建国前建筑及多幢建国早期建筑。其中,两层6间的砖木主厂房采用木桁架屋面,用现浇混凝土做出屋面檐口,东西向圆拱券窗上做有凸出的拱心石,西侧沿路立面有多种几何图样装饰,厂区内局部道路依稀可见当年的红砖、青砖。

  据文保所的一份内部资料考证,陶化罐头厂建于1922年9月,为厦门陶化大同实业公司斥资六万元建设,厂内有男女工人20多名,八匹马力蒸汽引擎一部。利用当时温州丰富的物产和便利的交通,该厂生产的“白鹤宝塔牌”罐头运返厦门后转销南洋群岛一带,猪蹄、鸡鸭肉酱、青豆、菜心、枇杷等各色罐头年产量达4400多箱,是当时浙南规模较大的食品生产厂家。抗日战争期间,陶化罐头厂因日机轰炸停产,解放后罐头厂经过核资实行公私合营,交由温州市玻璃仪表厂生产使用。

  “是否值得保护?怎样保护?保护成本是多少?”文物部门人员当时忧心忡忡,两处建筑遗存保留可能性很小。它们所在的永川路地块,早已被列入江滨路鹿城段拆迁改造项目,根据《鹿城区2008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进度计划》,居民住宅和单位拆迁将在年内完成;东门步行街北侧树立的设计效果图则显示,这一带日后将被齐整林立的高楼所取代。

  陈旧厂房里的强工梦

  文物人员的心情,老房子里生活的人并不了解。

  玻璃仪表厂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停工,几个大字如今陷在破旧的招牌里很难辨认。“玻璃仪表厂霓虹灯”,弯曲的灯管已经杵在大门顶上,却不再是黑夜中时髦的路标。并不高大的厂门似乎总是开着,装卸各种杂物的车,一路抖动着进出厂门;厂门旁的监控器因被货车撞坏,时常吊在门口晃来晃去。

  每次进门,个头不大的叶国林叫人总把监控器搁在门梁上,询问怎么还没有人修,他总有些心疼:在半个世纪前,踏进这片厂区是他们的骄傲,如今真的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了?

  在玻璃仪表厂第一代工人叶国林看来,进进出出的普查人员,与拆迁队的丈量人员并无多少差异;老房子有多少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老叶不知道,但他知道在老房子里,燃烧了自己这一代人的青春与激情。

  1953年,陶化罐头厂建起了温州算盘厂,后来“团结牌”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是小商品公司包产包销的中国名牌。

  1960年,18岁的叶国林进厂的时候,脸盆粗的木头就飘在绕厂河上,工厂操场也堆满各种小木桩;算盘子一笼笼车出来,厂子在一片绿茵茵中每天机器轰鸣。

  当时厂里有六七百号人,工人最多一个月能有50块钱。“工资三十三,屋堂造三间,香烟抽牡丹。”叶国林说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生活的形容。那年,算盘厂有个妇女难产需要用血,来献血的人马上能从厂里开票领补贴,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少见的。

  1966年,算盘厂有了新盘算。利用原来的木料,土洋结合更新设备,开始生产温度计。这次工业革新,无疑成为当时温州工业的标杆。生产的温度计最初就印着温州的牌子,最高一年总产值有120万元左右,东北大型工业的锅炉都使用“温州”的温度表。

  “市里先进、大红旗、大奖状很多很多,工会福利也好,原来工业局就在我们厂大会堂开大会,一下子能坐下三四百人。当时的椅子现在还留着。”厂区里的旧房子、旧机器,一景一物留在叶国林心里似乎总是崭新锃亮的:女工多,我们建了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70年代扩建的排汞大楼,用当时洋气的白加绿点石英外立面;蒸馏水银引入一整套程序,向职工普及防汞知识,还在食堂有专门的营养餐;直径两米的大排风,大烟囱里排出的蒸汽是无毒无臭的。

  叶国林的办公室还能翻出不少宫灯壁挂温度计,这是厂里后期的产品,印着的“飞鱼”商标,还有“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的字样。“原先旁边的图案是用羽毛做成的燕子,很漂亮,后来粗糙了才是美人头。”他说,这样的温度计在人民大会堂纪念品柜上摆了十年,但也因其十年不变的面貌而下柜。

  “20多岁进厂的小伙子眼神好,能看清楚比头发丝还细的玻璃管,后来年纪大,眼睛不好使了,厂子也老化没落了。”上世纪80年代集体制的仪表厂迅速萧条,“五六十年代,厂里有34万元贷款,到最后还有12.8万元没还,几年前被银行告了,还是我们职工集资还贷的。大家舍不得。”停产后厂房几经出租,身为厂长的叶国林却还每天习惯性来上班,和一帮同样不舍得离去的老员工在小小办公楼里怀念过去,尤其在得知厂房要被拆迁,大家都怀着别样的心情时常回来看看。

  当代历史需要当下保护

  然而老房子的命运,突然有了转折——政府及时决定对两处旧址给予保护。

  4月23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将《关于要求对飞鹏巷98号等三处历史文化遗产实行就地保护的请示》上传市政府。请示里这样写着:

  飞鹏巷98号民居、飞霞北路308号温州陶化罐头厂旧址、永川路9号永川轮船局办公楼旧址等三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市区不可多得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其中陶化罐头厂旧址是市区保存为数不多的工业遗址。因该三处历史文化遗产均位于旧城改建地块范围内,存在着随时被拆除的可能。经研究,我们建议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协调,对飞鹏巷98号等三处历史文化遗产予以就地保护,以有效保护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对温州陶化罐头厂旧址、永川轮船局办公楼旧址进行修缮,开设温州近代工业遗址博物馆,作为温州文化长廊景观组成部分。

  5月4日,文保所收到了市领导的批复,同意“就地保护”,抄告单还发到了市发改委、规划局、旧城建设指挥部。

  人们总习惯把久远的遗迹当文物,对刚废弃的东西急于推倒重来,但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标准,1979年之前的历史遗迹都可能是有保护价值的文物。这份批复意味着,悲剧不会在这几处旧址重演。

  “就地保护的意思,就是列入拆迁区的不拆,建设区的停工,保护现状。”蔡钢铁解释说,工业遗产包括工厂、车间、作坊、矿场等不可移动文物,也包括机器设备、工具、档案等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工艺流程、传统工艺技能等非物质工业文化遗存,这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新课题。

  “建设温州近代工业博物馆,可以展示温州早期民族工业发展情况;温州民族工业变迁的陈列馆,从公私合营的算盘厂,到集体的玻璃仪表厂,不同年代的建筑都有很好的保留,就像裸露在地表的文化层一样清晰。”蔡钢铁说,此类遗产保护国内外有很多范例,但没有统一可以借鉴的标准,温州更没有先例。

  成功抢救工业遗产的案例,为我市的保护之路提供了范本。从城市即将删去的版图上,保留新近走过的历史痕迹。蔡钢铁说,如果保护早启动,整个永川路街区都可能作为温州早期民族工业和航运史的见证,“从推土机底下救文物,市里可以说是开了先例,这个案例对县(市、区)都有启示。如果市民都开始关注,身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车站、学校可能就是有价值的文物。”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黄培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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