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谦(公务员)
“6月2日：昨还科长40元，在部队的账终于还清。”
这是我1978年的一篇日记。当时我在解放军某师政治部当干事，月工资
52元。与地方相比，这已经不低了。怪不得那时姑娘们找对象往往首选目标是军官。部队驻地有首儿歌：解放军叔叔就是好，穿皮鞋，戴手表，大姑娘追着跑。当然这里也有政治原因。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人们都认为绿军装红领章要靠得住些。
我在单身汉时，除了缴每月14元伙食费，给农村老家父母寄点，也还有点积蓄。可是1976年成家有子女后，经济危机就开始了。远在老家乐清的妻子厂里常发不出工资，小家每天开门七件事，以及小孩保姆费(白天看护)，住房租金等，我至少每月得给30元，她们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妻子过得很苦， 1.6米个头一下子瘦到只有80来斤，加上两岁的孩子，恰好与她姑娘时体重持平。同时，父亲身体多病，孩子免不了常有小灾小病，我还得经常考虑他们医疗费用。于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窘迫得要伸手向人借钱。科长曹文清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他爱人是军医，工资级别比较高。他和几个年轻没结婚的同志，多次借钱给我。部队也用福利费屡解我的燃眉之急。不过，我心理上也有债务人的沉重压力。因此，虽然夫妻新婚不久又年正轻，分居两地相思甚苦，但常常盼家书又怕家书，担心的是家书又带来家里遭遇困难必须救急的信息，我又得向朋友张口。妻子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尽量不在信里诉说困难苦恼，有事多自己硬撑着。一次孩子因病住院多日，我还是从一亲戚那里才得知消息。
其实，像我这样的情况部队里还不少。三团修理所长黄碧清，是我同年入伍战友。他工作十分出色，1977年军政治部给他记了二等功。和平岁月不打仗，部队能立二等功的很少，那一年我们这支几万之众的野战军也只有29名。而且地方对立过二等功的干部转业，工作岗位选择上非常尊重本人意见。我们都为老黄高兴，特地去祝贺他。没想到，他却叹口气，一点也不像开玩笑地说，这二等功要是两百元钱就好了。原来，此时他正为春节探亲缺少路费发愁，在四处借钱呢。
那一年我能把旧债还清的原因有几方面：妻子的厂生产景况见好，有工资领了。父亲在自家小屋摆了小百货摊子，有了日常收入，不仅不再要我寄钱给他，还时常在粮油上支持我们。家乡市场供应好转，亲友们不再需要我通过部队内供给捎带肥皂、白糖、布料一类日用品。这些虽然数额不大，说句小气话，毕竟也要在“52元”那碗水里舀。这下子多进少出，危机自然化解。
“7月16日：中午1时乘(76次)火车到达上海。车站商店里小糖和部分品牌香烟已敞开供应，这在前几年不可想像。在一小吃店，要了两个花卷，一碗绿豆粥，一个咸鸭蛋，共花费2角5分，真是便宜又爽口。”
这是我1978年的另一篇日记。两篇短短的日记，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经济逐步好转的状况。到1980年3月军队干部工资制度改革后，工资有较大幅度增加，我也彻底摆脱了困境，开始了小康家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