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年庆(企管)
那是一个让人撕心裂胆的时刻。
曾经的天府之国，在那个时刻发生了剧烈的颤抖。在令人猝不及防的短短的一瞬间，山垮了，地陷了，房倒了，城没了。
我那天正巧去温州市区办事，并没有实时得知这个悲剧降临。傍晚回到公司时，一位四川籍员工匆匆忙忙地奔我而来：“不得了啦，我们家里出事了！”
“你别急，什么事？慢慢说。”
“我们老家地震了，家里人都联系不上了。温总理都去我们那里了！”
开头听他说地震，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听到“温总理也到那里去了”，我便感到事情非同小可。我首先安慰他：“如果地震已经发生了，你现在也不要过分焦虑。现在第一是我们共同关注电视新闻，第二是查询网上的信息。随时注意你家乡的震情。在通讯网络一旦恢复以后，立即联系家人，看有无其它情况。”我说的“其它情况”，实际上就是有没有亲人伤亡的不幸。不过，我和他这时候既都心知肚明，又都不愿意直说出来，
我走进房间，马上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台新闻，果然音调低沉：“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震中的交通、通讯全部中断！”再查互联网，点击“汶川”，斯时关于地震方面的报道还不多。不像后来几天，这两个汉字魔幻般迅速升温为全世界关注的高频热点。
32年前，唐山大地震的阴霾在我们这一辈人心中还没有完全散去。现在，新的阴影又袭上心头。电视上，网络里，展现的都是目不忍睹的镜头。
从那一刻起，我不希望看电视又不能不看电视，我不希望上网又不能不上网。因为我承诺过来自灾区的员工们要
随时掌握震区信息。但是我每一次打开电视或打开网页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泪腺，我既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抹眼睛又不能不抹一下眼睛。好在此时此刻，也没有谁特别关注谁的“红眼”，大家的心都被“汶川”二字揪成了一团乱麻。特别令人心痛不已的是，那么多学校、那么多学生，甚至那么多幼儿园的孩子们，顷刻之间被掩埋到了无情的废墟之下，成了万劫不复的九泉冤魂。我在心底里默默地对天呼喊：“孩子们何辜？老师们何辜？”
我平时最反对办公室的同事们上班时上网。可是在那最悲惨的几天里，我看着他、她时不时打开网页，时不时眯着红红的双眼，盯着远方或者注目眼前。我知道他、她现在不是在聊天或游戏，是在关注着共同的“汶川”，他、她的心情与我一样沉痛。因此，我破例不去制止他们。此时此刻，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有良知的人，谁能不关注这场灾难呢？
灾后的第二天，那位四川籍员工得到可靠消息：他的母亲和女儿都还活着，只是前年新建的4间房子全部震垮了，10多年的打工积蓄毁于一旦。托天之福，因为蜀中已经进入小麦收割旺季，房子倒塌时，祖孙俩都不在屋子里。进一步了解得知，我们公司家住汶川附近安县、绵竹的6个家庭、10名员工家中竟然都没有人员伤亡。只是地震过后连降暴雨，无处容身，全靠“震不死”的稻草包裹。这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去问候他们，同时也祝福他们：“只要人没事，房子没了，总是有办法的。”
原来，四川的小麦收割时间比东部地区要早半个多月。地震发生时，农村人大都在麦田里劳动，因而能幸免于难。最幸运要算员工小A的儿子，他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每天饭后都有午睡的习惯。12日中午两点钟以后，奶奶抱着刚睡醒的孙子跑到门槛外，大地便开始剧烈摇晃，祖孙俩站立不稳，跌倒在地，顷刻间身后房倒屋塌。她们惊吓得茫然不知所措。
根据公司总裁的意思，我们安排工作人员与温州机场联系，在成都机场能够起降民航飞机以后，立即购买三张机票，送给受灾严重的三位员工，让他们回家探望。灾后第4天(15日)早晨8时，他们终于登上了回家的班机。
此后，每隔三四个小时，我便收到他们的一个短信或电话。他们像现场记者一样给我报告灾区家乡的即时见闻。我感到我与汶川已经近在咫尺。
他们终于到“家”了，虽然“家”已不复存在，但是，那些大山深处的断墙残垣，依然是他们苦苦寻觅的世代之“根”。
我们这些距离地震磨难稍显遥远的人们，则以传统方式，发动公司的全体员工开展爱心捐助活动，大家各尽所能，奉献微薄之力。也准备着给从地震废墟上探亲归来的员工兄弟们一份资助重建的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