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振岳
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都被一种蓬勃激荡的诗歌情感所控制和操纵。在无与伦比的灾难面前，在人力脆弱的无奈面前以及坚强抗争的挣扎面前，灾难的残忍持续和人类的苦力抗争形成你死我活的胶着斗争。人性中潜藏的同情、悲悯、愤怒、团结、同仇敌忾、协同作战以及不放弃、不抛弃、不牢骚、不抱怨的国民性格得到了空前张扬和发展推动。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反思从未像今天这样彻底坦荡、自觉主动和无怨无悔，道德对自己的总结和慎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君子、摒弃“小人”。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我们终于取得了抗震救灾的阶段性胜利，也将诗歌写作、文学评论、散文写作等文化动作、文化思潮向前推动了一大步。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强震育力作，灾难出诗人。
看看一向被我们认为自娱自乐的堕落的诗歌在灾难中产生了怎样的“青春期冲动”：“汶川地震灾害发生后，网上出现了大量抗震救灾诗词。打开新华网、人民网、新浪、搜狐、腾讯，……每一个门户网站搜集的诗词少则数千，多则上万”。 “由中宣部、出版局组织策划、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诗集《有爱相伴——致2008·汶川》在汶川大地震14天后与读者见面。该书所收诗篇，皆选自汶川地震之后一周内公开见诸全国各媒体的诗歌作品”。
据媒体报道，仅某一个网站就有全国各地网民上传和转贴的超过1.5万首诗歌和评论。《愿天佑中华》，《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三别”》（《孩子别怕》、《孩子别喊》、《孩子别哭》）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脱颖而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温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他的眼泪，他的话语，他的动作，让全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人民公仆，诗歌《绣金匾》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纯净的世界。四川打工女诗人郑小琼在东莞惊闻家乡发生大地震，激动悲愤之下写出了组诗《祈祷奇迹》：“无论白昼或者黑夜，我只能祈祷为你们已熄灭的生命，为瓦砾中躺着的尚未安息的灵魂，为所有失去的亲人为废墟缝隙的生命能缓缓走出来，为那些石头下面绝望的叫喊，我们要像星辰在广垠的黑暗里挖出一口口明亮的井。”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 ，这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触动了很多读者的心灵，他们说“看了这首诗，我哭了”。
诗歌不仅是延伸坚强的思想载体，承载痛苦的心灵小屋，更成为了鼓舞斗志、激励抗震救灾的第一武器，激越的文学号角在灾难上空萦绕盘旋，让所有人都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安慰，让所有的“穷人”、“灾民”都得到了无穷的“精神富有”。这时我们才发现，曾经让我们绝望过的诗歌还能承载如此厚重沉重的“抚慰心灵的创可贴”的文化责任，我们苍白的胸怀中还蕴藏着如此激情澎湃的文化关怀和对苍天厚土的忠诚敬仰。诗歌成为“救灾阵地的奇葩”，成为“精神的小喇叭”，“悲情出诗人，以诗摹景，以诗抒怀，以诗言情，以诗铭志，这就是大灾后为何出现大量诗歌的原因，目前‘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大环境有利于培养一批有才志的人，有真情实感的诗作一定能够感动人”。
关于诗歌的责任，杜甫倡导 “致君尧舜上”、“穷年忧黎元”，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杜甫诗歌的沉郁悲壮、屈原《离骚》中的忧国忧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田间诗”，都与当时的灾难息息相关。这种文化担当就是对人文精神的拯救，对思想发展的推动和繁衍。我们才不得不对曾经的“过分小我”作为进行反思。风和日丽的经济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思路日益接近物欲和生存需要，而对于隶属于高雅、崇高的责任之类的履行就容易心不在焉，以至于诗歌成为了无病呻吟的“经济玩偶”，成为了茶余饭后的“小资产物”。崇高的文化责任蜕化为浅薄、低俗甚至是庸俗不堪的代名词，等待它的，只能是“受人遗弃”，只能是诗歌园地的杂草丛生。
“无论是文学家、诗人，还是音乐家、演奏家，都是在风暴中成长的”，灾难真正降临，终于使得人们的文化麻木、思维迟钝得到了觉醒和醒悟，得到了“发自内心的进步”，所以，才有了这种诗歌的极度繁荣。欣欣向荣的背后，正是文化忧患意识和寻根意识的回归和觉醒。
什么时候，文化文学的发展都不能离开皇天厚土的大地根基、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现实生活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对灾难的深情关注，这是通过救灾现实检验出来的创作经验。“当此危难之际，我们更有使命拿起笔来，使力量传达，使信心坚固，使悲悯激发，使勇气不可阻挡。关注灾难，秉笔大书，讴歌人类面对灾难的不屈和尊严，书写政府和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诗人作为”。
诗人说：“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回到故乡。一个诗人，不是决斗无聊，就是回到民间。一个听诗的人，不是抚慰精神，就是让眼泪决堤”。灾难终将过去，繁荣将会重现。希望在灾难中得到涅槃重生的文化思考、忧患意识和寻根意识留下来，为繁荣的当今社会，为平静的经济社会，给枯萎的诗歌花朵酿造灿烂的文化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