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在我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征途中，我市作为排头兵，曾引领着时代的风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深受国内外瞩目，这其中，以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最为显著，产生了“温州模式”、“股份合作制企业”、“东方犹太人”等一系列描写温州的词语，并进而出版了众多探究、分析、记录温州创业创新的著作，成为书市一道风景线。据不完全统计，迄今至少有200种以上，其中既有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有记者亲历者的纪实，也有相关机构的资料汇编。
这些关于温州经济发展的书籍无不在用文字“书写”着温州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为此，本报副刊部与市社科联联合推出“书写温州三十年”专栏，选取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著作，以出版时间为顺序分别予以介绍，并涉及同类型的其他图书，使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亮丽身影。
傅闻
这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反映温州改革开放的著作，更是第一本以温州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系统总结了温州模式以及对全国的启示的专著。1987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介绍，在该书之前，关于温州经济的出版物都是内部发行的，其性质或是介绍性材料，或是论文探讨集，因此相比之下，该书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温州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浙南大地上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到1984年底，经济学界有人提出“温州模式”的概念，此后，“温州模式”成为来温考察专家的口头禅，但在当时，由于“温州模式”冲破了一些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具体政策的限制，对农村改革进行了大胆探索，就像一个来路不正的“野孩子”，横冲直撞，也激起了不少保守型学者、官员的非议，当年最著名的一个争论焦点就是“温州模式”姓“资”还是姓“社”？
在这种气氛下，1986年2月底，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资深经济学家袁恩桢率领研究所的经济学者，组成十人课题团队，来到温州，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充分调查，从城市到农村，接触了各个领域的大量新人奇事，然后又经过数月的构思、讨论与写作。该书呈现出体系严谨的学术特色，共分13章，十位学者分工撰写，从温州是一座历史名城开始写起，追述了它的历史文化与新中国成立后“左”的错误导致温州经济发展被严重阻碍的曲折过程。
在描述了背景之后，该书分章阐述了“温州模式”的内涵、条件、影响，概括其内涵最大特点就是家庭工业与专业市场，评说“温州模式”具有开放性，属于商品经济的初级形式，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而对敏感的雇工经营是否将形成私营企业的问题，也做了前瞻性判断。
在“温州模式的影响”里，该书相当到位地分析温州模式带来的社会各方面变化，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但传统上隶属农业的副业则异军突起，此外，建筑业与交通业迅猛发展，旅游业与饮食服务业方兴未艾。
其次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个体经济独领风骚。再次是分配结构的变化，农民富了，个人收入差距拉开。还有城乡关系产生了新格局，尤其以农村集镇的日新月异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既有平地拔起的新集镇，也有焕发第二春的老集镇，它们是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主要生存基地，是广大农村的“明珠”与“龙头”。该书特别开辟一章，描写了苍南龙港这座农民城，后者的兴起速度典型地代表了温州集镇的变化，如为了拆迁旧村，打造新镇，鼓励农民进城定居，把原来的进城要通过县机关八大部门的八颗大印捆绑在一起盖，1984年7月，短短十来天时间就办理了2000多户农民与700多户干部的申请，其速度与著名的“深圳速度”可以相媲美。
作为一部理论专著，洪振宁认为：“当时温州模式是否是私有化，改革方向是否偏离，是否改到对岸去了，当时的理论问题就是姓资姓社的大是大非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了这样一本站得住脚的理论总结，显得特别重要。该书的意义在于，它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总结概述，与当时其他报刊文章共同发挥作用，推进了温州的改革开放。”
《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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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出版之前，《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本介绍温州经济的非正式出版物。1985年5月，温州模式已声誉鹊起，各地前来取经参观络绎不绝，应外地客人需要，温州市农业委员会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编印了这本小册子，收入了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农业部顾问林乎加对温州农村工作的谈话摘要，并对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做了介绍，尤其重点介绍了苍南宜山再生纺织产销基地、乐清柳市五金电器产销基地、永嘉桥头纽扣专业市场、苍南钱库商品交易市场、苍南金乡标牌产销基地、瑞安仙降塑革鞋产销基地、平阳水头兔毛市场等7个地方。书出来后，很受欢迎。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85年12月，解放日报上海报道组、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合编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新格局》；1986年8月，温州市金融学会编印的《温州资本市场探索》等。更值得一说的是1986年11月，温州市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编印了论文集《温州经济发展的多边探索》，探讨了雇工经营、劳动力市场、温州金融业改革、龙港启示、温州模式的思想文化意义等，首印8000册，第二个月又加印10000册，红火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