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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赵瑞蕻与女儿赵蘅的最后一次相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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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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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的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为此，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西南联大毕业的学者的著作，日前出版了已故温籍著名翻译家、诗人赵瑞蕻的《离乱弦歌忆旧游》。
作为当年的大学生，赵瑞蕻曾在这所抗战时期人才荟萃的大学里度过了三年时光，深受熏陶。该书许多文章充满深情地回忆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吴宓、冯至、钱钟书等名师与穆旦、许国璋等同学友好，使读者真切感受到那个艰难时世里一批中国杰出知识分子的动人风采。
赵蘅
《离乱弦歌忆旧游》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本书。我看了整整两天，忘情地，流着泪，跟着父亲又回到70年前民族危亡的关头，每个中国青年都面临着生死和命运的残酷抉择。
原来，在那么多年的日子里，已逾古稀之年的父亲一直在默默地回忆书写着这部他亲历过的西南联大历史。反复写，不厌其烦地写，趴在书桌上奋笔疾书，写啊，写啊，他的白发长年辉映在那盏橙罩绿柱的台灯光晕下，曾经是我们姐弟司空见惯的父亲背脊上的汗粒，被江南的湿冷冻裂了的手指，竟是这些用心血浇灌出的文字的代价!
我痛悔没能在他生前常去看他，多帮他一把。早点学会电脑，给他打打字，哪怕扇扇扇子，递上一杯热茶。而不是让他用客气的口吻说：“小妹，麻烦你，水开了，去灌暖瓶。”
此刻，我仿佛看见一个22岁面容清秀的温州青年，从家乡投奔到湖南南岳山。在战火逼近之时，又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西迁春城，开始了“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知识分子大迁移”。三百人徒步三千五百多里登上云贵高原。父亲他们走的是由广州乘船到香港绕道越南海防的路线。大家穿着校方发的简陋的黄棉布制服，几十人睡在铺着稻草的水泥地上，在布有米字旗和印度巡警的维多利亚港湾，他贪婪地看到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外国名著却买不起。
我仿佛还听见雨打铁皮屋顶发出的叮叮咚咚，秋风吹破纸糊窗户的声响。昆明联大教室里座无虚席，外文系才俊们正跟着教授大声念惠特曼的《草叶集》，也许是莎翁的十四行诗，或是丁尼生的诗句。其中一个极用功姓赵的男生，如饥似渴地学了英文又学法文和意文。大家爱叫他“年轻的诗人”。
一边是敌人的狂轰滥炸，一边是在“抗战必胜”的信念激励下，写诗翻译做数学题，不分上下彼此，可以为学术争得面红耳赤。以“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精神，“从1937年8月至1946年7月，共计8年11个月，以学年计算正好9个学年”。就这样，中国文化精英的火种，从“联大人”的手中传递着，燃烧着，并保存下来。
我尚无法查证西南联大的学子健在的还有几位，单是南湖诗社转成高原文艺社的成员，恐怕只剩下我母亲和周定一老先生了。前两年去拜访他，他还精神矍铄地谈起西南联大，他和我父亲手里都各自保存着一张南湖诗社的老照片，同样在照片背后仔细写上同窗诗友的名字。九十高龄老人辨认昔日张张年轻面孔，我能懂，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悲的是，在后来的“文革”等政治劫难中，一批西南联大的学者遭遇摧残，其中有吴宓先生和梁宗岱先生。南湖诗社的旷世奇才、著名诗人穆旦，蒙冤去世时还不到58岁。
原冬青诗社的杜运燮和罗寄一（江瑞熙）也先后作古，在杜运燮参与编选的《西南联大现代诗钞》的书前第一句，他写道：“如果有人问我，像一些记者最爱提的那个问题：你一生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经历是什么？我会随口用四字回答：西南联大。我想，其他许多‘联大人’也会这样。”
父亲的《离乱弦歌忆旧游》告诉了读者这是为什么!
“爱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要学会感恩。没有哪一个学生，能像父亲对自己的老师这样的知恩!暮年之际，在他的许多篇文章里，详细地回述了他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位老师教过什么，是用哪本教材，选过哪一名篇，甚至这些老师上课时的谈吐手势和神情，他都记得真真切切。他用他特有的诗人的敏感，画一般的视觉，带领我们回到蒙自、昆明、柏溪，展现出那些战乱中、竟能存活下来的鸟语花香并洋溢着青春自由气息的“世外桃源”。瞧！繁忙的梅贻琦“穿着深灰色的长袍走来走去”，叶公超“衔着烟斗”、“爱穿米色风衣”，“胖胖的”柳无忌“神采奕奕”；而闻一多的“炯炯目光”，沈从文的“和蔼笑容”，“笑眯眯”的吴宓“有时幽默”，冯至“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钱钟书“完全用英文讲课”“滔滔不绝”……
谁想要了解这些极有学问的名师们在抗战时期真实潇洒的样儿，那就请到我父亲的书里去看吧!
父亲走了9个年头。一定早在天那边见到了奠定他人生理想和东西方优秀文化启蒙的先生们，包括中学老师陈逸人、王季思、夏天翼先生。也许，他还见到被他翻译过的洋作家，比如梅里美、弥尔顿、马雅可夫斯基……当然，他更有可能像上个世纪40年代那样，去和斯丹达尔对话，关于索雷尔·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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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潭的新绿
赵瑞蕻
我在1937年6月下旬由青岛山东大学回到温州故乡。抗战开始时，参加了“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跟许多同学朋友在一起进行了抗日救亡工作。10月底，得到北大等三校迁到长沙合组临大开学的消息，便与两个同学离开温州，赶到那里，入临大文学院外文系二年级继续读书。就在那五岳之一、雄奇的衡山之麓，临大文学院所租用的长沙“圣经学院”暑期别墅清幽的院子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朱自清先生。心想他就是我们仰慕已久，曾在我母校教书，并且撰写那首有名的校歌的朱先生了。这首歌的原文是：
雁山云影，瓯海潮淙。看钟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朱先生作此歌词大约是1923年冬，他到省立十中（温州中学前身）任教后不久。这是一首言简意赅，含义深邃，情文并茂的杰作，表达了朱先生心胸广博，眼光远大，怀抱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既抒写老师们努力教学，培植人才，也说到同学们勤奋学习，接受教导。尤其是最后两句“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很精彩。在20年代初，就有这样的见解，实在可贵。歌词里的“雁山”，即有名的雁荡山；“瓯海”，即瓯江和东海，温州古称“东瓯”；“怀籀亭”在温州城内道司前旧十中高中部原址西边校园内，是为了纪念孙诒让先生而建造的。“中山精舍”原是一个书院的旧称，后特指温州仓桥原十中初中部大门内一座圆顶的精美建筑，即大礼堂。
我当时读的虽然是外文系，但仍然喜爱中国文学和诗歌创作，所以朱先生讲的课我去旁听过。同学们举办诗歌朗诵会我也去参加。特别是有一次听到朱先生朗诵冯友兰先生写的两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别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纷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可哀。”朱先生以深沉微颤的声调朗诵了这两首诗，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狂，铁蹄南侵，民族危急的局势，我们三大学流亡南迁，在南岳山中上学的情况，大家静悄悄地听着，极为感动，也有些人流泪了。我记得一天傍晚跟一个同学一起去拜访先生。在他知道我是温州人，而且是温中毕业生后，很高兴，问了一些关于温州的情况，还谈到仙岩梅雨潭。先生鼓励我继续努力写新诗，并且指示一定要把外国语和外国文学学好，将来再回头来研究中国文学是大有可为的。这是朱先生所给予我的诚挚教导，我一生也忘不了，对我以后的学习和学术研究道路极有影响。
我们到了蒙自不久，有二十几个爱好诗歌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南湖诗社”，请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当我们的导师。这样，除平日时常与朱先生、闻先生见面外，接近求教的机会也多些了。朱先生总是认真地看我们诗社交给他的稿子，提出意见；还同我们亲热地在一起讨论新诗创作与诗歌研究等问题。朱先生强调新诗应有一定形式，有相宜的格律，要注重声调韵脚，新诗形式问题值得不断探索。有一天，我写了一首较长的抒情诗《永嘉籀园之梦》，大约有一二百行，是我思念亲人、怀念故乡之作，结合着爱国救亡的感触。我特地把这诗送给朱先生，请他指正。在诗社的一次聚会上，先生亲来参加，发还我们的诗稿。当他把《永嘉籀园之梦》这首诗的草稿递给我时，他对大家说：“这是一首力作。”我激动得心里怦怦地跳着，只说：“谢谢朱先生!……”非常可惜，那首长诗的原稿早遗失了，现在只保存着开头二三十句，那是从描绘温州城西落霞潭的景色开始的。朱先生还问过我：“籀园图书馆还在落霞潭边吧?”
1962年春节期间，我与故乡阔别了25年之久后，重到温州，曾特地跑到仙岩梅雨潭游览一番，喜见家乡山川风物新光景；今昔对照，倍增感奋。同时，也和从前一样，想到朱先生和他那些别具风格情致的散文；回味着朱先生的名作《绿》中所描绘的迷人风光。于是，在回到城中交际处招待所里后，就在激动中写了《梅雨潭的新绿》长诗的初稿。回南京不久，把初稿修改好，在那年《雨花》第三期上发表了。接着又改写一遍，把92行诗压缩成22行，在1962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上重新发表了。
（摘自《离乱弦歌忆旧游》，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