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
储劲松
我的一位朋友，是我网上淘来而至今未能谋面的忘年交。他在副刊编辑岗位多年，悉心扶植了一大批作者，我也深受其惠。他对编辑工作负责到了眼里容不得一粒灰尘的地步。每每我将新作寄给他，他必定逐字逐句改正所有错漏之处，再在QQ上转发给我，并与我商榷修改处是否妥当，征得我的同意后，才肯排上版面。我敬重他的一丝不苟，敬重他对作者的尊重，同时我也常常感到羞愧。因为经他编辑后，我才发现我那些自以为无可挑剔的小文章，几乎都有可恶的“字虱”在爬。那些“字虱”，有的是草率误植，也有些根本就是才疏学浅所致。想想坊间嗤笑酒鬼的那句话：“喝一生的酒，丢一生的丑”，要不是他每次及时指出，我这丑恐怕丢得比酒鬼还大。羞愧之余，又屡屡警告自己，今后一定要认真再认真。
“字虱”，文字的虱子，大约自从有了规范的语言文字开始，就一直附在了古今中外一切著书立说者的身上。只是有的虱子成群，有的偶尔一见罢了。所以古代的朝廷里，专设有校正宫廷图书馆藏书错误的秘书省正字之类的职位。后世出版业和传媒业发达后，又形成一支专门为文字把关的编辑大军。如今，不但有像《咬文嚼字》这样以捉“字虱”为业的杂志，还有以捉“字虱”为业余爱好的民间志愿者，甚至，有的捉“字虱”的行家里手，还捉出了“字虱”专著。数年前，《咬文嚼字》编委金文明就从余秋雨的文章里捉出了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造成轰动一时的“字虱事件”。抛开当事人之间的恩怨不说，“字虱事件”在语言文字建设方面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是一个捉“字虱”的民间志愿者，但平时以读书自娱，多年的阅读生活，我也捉到了不少的“字虱”。杂文大家毛志成先生写文章爱用“滥觞”一词，比如他在《挣脱“引文统治”》中写道：“眼下的‘高品位文化品’(尤其是学术品)几乎造成了‘引文’的滥觞，举目便是。”我以为，这处“滥觞”就是“字虱”，把“滥觞”误作“泛滥”用。而严肃高品位的《读书》和《随笔》杂志上，一些学者和作家写的文章里，经常出现陌生的从外语中“强奸翻译”过来的新词，读得让人云里雾里，也算是“字虱”的变种。出版家、大学者和大作家尚且如此，一些不够严禁的报刊书籍更是“字虱”成灾，就如同虱子的老巢。
在阅读中，我又发现一个令人懊恼的规律：时代越是往前进，“字虱”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古老线装书里的“字虱”并不多见。可能古人不仅写诗作文勉力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遣词造句也特别用心。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书籍里“字虱”是少见的，即使有，书中也多夹有一张《勘误表》，再版时必然被消灭。而如今，“字虱”则在所有纸上和网络上满地爬，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也很少见出版社和媒体予以更正。或许，现代人讲求工作效率，无论著书还是编书，许多人都率尔操觚；又或许，某些作者吃得脑满肠肥，可供虱子吸的血更充足了。
“字虱”看似小物，然而污染了读者的眼睛，也是不小的罪过。作者和编者岂能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