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浩(警察)
盛局长突然走了，患绝症，扩散，无奈撒手人寰。面对绝症，现代医学依然是束手无策，无力回天。
老局长与我们家，渊源很深，第一次“严打”期间，我又在他身边工作了一年多。那天清晨，在悼念大厅，我望着他神态安详的面容，一幕幕往事过电影似的在脑际闪回。
上世纪50年代初，我父母皆在市公安局一科从事反间谍工作，父亲被“错划”后，母亲理所当然地受到牵连。局党委开会，讨论母亲的去留。会上，将母亲调离公安机关的呼声日高。当时，谁嚷嚷得越凶，谁就越革命。唯老局长死顶。他当时是副局长，称：共产党不株连九族。之后，母亲从一科技术侦察部门调到他管辖的三科，但总算留在了公安。
“文革”时，造反派斗走资派，老局长和其他几名走资派也被押上台，高潮处，几名造反派上台，用耳光和鞋子往局长们身上招呼，而唯独没动他一下。他尽管严厉，但不整人。这人的品格就像流水，流淌在生活中，渗透进每一个细节。
之后，他先是被隔离，后被人打了“黑枪”，进了看守所。后复出，任重工局局长，1980年归队，任公安局长。
1982年，我毕业分配到警校，翌年暑假去局办公室，边帮忙边搜集上课资料。适逢第一次“严打”，行动前夕，公安部开了个电话会议。会后，我们几个秘书，窝在办公室，拉上窗帘，围着一台8080走私录音机，先整理部长的讲话，再整理局长的行动部署。那时，保密制度相当严，不像现在，有人戏称：保是人字旁写个呆，谁保密谁就是呆子。
那时，局长暂住市局后院，晚饭后，他趿着拖鞋，摇着蒲扇，来办公室坐坐，听听情况，然后看会儿文件，倘若出去，便叫上一名秘书。那时没有指挥中心，全市的情况就靠我们几个秘书掌握，工作模式是：白天搜集情况或跟领导下基层，晚上写材料。“严打”第一仗后，我们分赴居民区和山上的老人亭，把搜集到的群众呼声、意见和建议制作成“社情反映”下发，很得老局长赞赏。
老局长的文化和业务极精，平时寡言，严厉，果断，工作讲求实际。那几年，局长指挥破获了诸如孙某团伙案、蓝色别动队和倪、华团伙杀害民警等一批大要案件，其中以侦破两个民警被杀案的印象最为深刻。1984年夏初，我调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撰写两个民警被杀案的案例上报，公安部要出一本内部案例丛书，而第一个要采访的就是老局长。
此案发生在1983年底，三天两名民警被杀，两支手枪被抢，当时称恶性案件，现在可称恐怖袭击。形势紧张，局长当机立断：全城设卡，武装巡逻队上街，配备长短武器的冲锋队枕戈待旦，各基层单位民警集中住宿，枪不离身，开展大排查，三个分局刑警队并入市局刑警大队，数百名侦察员微服出征……破案还是靠侦察，但迅速采取措施，从而形成同仇敌忾的气势，震慑了犯罪分子，鼓舞了群众。仅半月，侦察员擒获了一名卖过豆脑的小贩，局长亲自审讯，撕开突破口后，他果断调来一个武警战斗班，与刑警一起扑向十八家，此役击毙主犯倪某和华某，生擒全部从犯，缴获被抢枪支。
当时的治安形势大起大落、错综复杂。老局长以指挥若定的大将风范，铁的意志和手腕，娴熟的业务和非凡的魄力，牢牢掌控着局势，带领全体民警，顶住了犯罪分子的猖狂反扑，社会治安出现良性循环。
局长解放前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教师，也当过部队文化教员，是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有才也爱才，选人标准是唯才是举，诚实实干。他选中一名秘书，嘱其去省城读书，回来后即任用。1984年夏天，我跟他去永嘉，一名年仅22虚岁的民警进入他选才视线。那人省警校毕业，就读中央政法大学函授。考察谈话后直接提县局副局长。他当年提拔的年轻干部，日后诸多成了骨干中坚。
1986年初，局长调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年断断续续也有联系。父亲“改正”后去了检察院，患病期间，局长也多次来探望。两年前母亲病故，他打我手机，说自己腿脚不好，实在走不动，让大女儿阿敏代他去。想不到那次通话，竟成永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