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心漫笔
茛邱旭光
从字形上看，“赚”，由“贝”与“兼”构成，“贝”为钱，“兼”有兼并的意思。兼并钱财，是从别人处获取，而不是自己生产、自己创造。要“赚取”别人的东西，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特别是在农业社会物质财富极其匮乏的时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就得善用智慧，也只有善用智慧的人才能充分地赚取别人的财富，让别人的财富流入自己的腰包。因此，善用兵者占了大便宜，商人的始祖范蠡，就是一个军事家，功成名就之后，将大智慧运用于买卖经营而成富甲天下的陶朱公。这也是中国的商人乐学兵法，商场如战场，商业兵法大行其道的缘故吧。孙子在《兵法》开篇第一句就说“兵者，诡道也。”要把别人仅有的财物据为己有，是很艰难，非“狡诈”而不可得，商人在修炼兵法之后，其奸险、诡诈则无以形容，久而久之，便成为秉性。民间早有了“无商不奸”、“奸商”一类的词，“商”就和“奸”画上了等号。
创造财富，是要使社会财富增加，把别人的财富聚集在一起，不叫创造。要创造，就得自己付出劳动，去“生产”，使财富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比如说，一个人生产了1000斤稻谷，是创造财富；而另一个人生产了1100斤稻谷，也是创造财富，并且比前者多创造了100斤的财富。如果要奖励或赋予荣誉的话，后者便可获得美丽的花环，就其自身而言，则可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这是一种成功。“赚”则不同，它是把张三的一部分财富，李四的一部分财富，通过某种手段某种途径渠道，聚集起来或者叫“搜刮”起来，自身并不生产、创造财富，并不使社会的总财富增加。这种个人财富的增加，是建立在别人财富的减少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别人失去财富的痛苦的基础上的。这样说来，商祖陶朱公也就是最大的“奸商”，因为他从未生产、创造过财富。即使是他颇具贡献的盐业经营，也只是贩运，而没有生产，没有直接创造财富。至于他在“熟年”大量低价买进，贫年（灾荒年月）高价卖出，则是明显的投机，甚至于“囤积”，而这是他积累财富的常用手段。
在中国传统的商人文化中，要使商人不奸，很难；要使公众相信商人会不奸也不易。这就是商人文化与商业文明的本质内涵的不同，是“赚钱”与“创造财富”的本质区别。
现代商业文明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以创造社会财富、增加社会总财富为前提的。在与别人的交易中，双方获取各自“付出”所应带来的“财富增加”；而不是一方的“获得”是另一方的“失去”，是一种“共赢”。虽然现代商业，它也并不直接生产，但它与生产一样，需要付出，需要智慧，但这种智慧不应该再是那种欺诈的“智慧”。
当今社会，最可怕的是传统的“商人文化”的蔓延，蔓延到人与人的日常生活中，并生活化，则诚信不存，而勤劳、创造不再成为光荣，巧取豪夺、投机、轻易获取别人的财富（获取越多越光荣）成为时尚。譬如，千娇百媚，是为了哄得丈夫的慷慨赠予；乖巧可爱，是为了独占老父遗产；谦卑勤谨，是为了换取上司的提拔与奖掖……嫁给八旬老翁、娶个垂暮老太，是因为他（她）离开自己的日子很近，而他们的财富很庞大。人生，也成为一种交易，而且是充满“狡诈的智慧”的交易。“商人文化”的长期泛滥最终会积淀为社会的普世性文化——也就是处世文化。传统蒙书《增广贤文》一边感叹世态炎凉，一边又谆谆告诫后生：“结交需胜己，似我不如无”，交朋友要交比自己强的，跟自己差不多的不如没有；人间友情何在，义又何在？“为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世间没有诚信，自己也不要太老实，老实人吃亏啊！
传统“商人文化”的膨胀，最终会动摇社会整体的诚信基石，恶性循环。当我们喊出诚信危机的时候，尚可亡羊补牢；当我们以“真理”的形式传承下一代“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要说真话时，我们要建立商业文明，将会变得多么的艰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