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京从事文化行业的我市媒体人、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张琴积五年调查夹缬的成果，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蓝夹缬》，对夹缬的原料、印染、版刻设计等一整套流程作了详尽记录，对其流行地区（尤其是温州）的民间文化进行历史与人文分析，揭示了盛衰之谜。
《中国蓝夹缬》一书提出“蓝夹缬”的概念，认为其纹样为昆曲乱弹戏文，可划分为“打八仙”、“拜团圆”、“尊像会”、“叙事施”、“亮相苏”、“工农兵”、“染坊秀”七个阶段，上述说法被认为是填补了国内外该领域的空白。
▲晾晒中的蓝夹缬。蒋文广摄
▲昆曲《白兔记》蓝夹缬老纹样：出猎
▲行走和记录是田野工作者的常态
张琴
2001年7月，我在写作“温州手工艺古村落”系列时，来到乐清中雁荡山区的靛青村——黄檀硐。该村当年出产的靛青主要用于染坊制作蓝夹缬。但是在记录时，我发现村子里的老人们对于二三十年前的靛青往事已记忆模糊，年轻人更是基本不知蓝夹缬。直到我设法从一位老婆婆的柜子里翻出一床闲置的蓝夹缬，彼此间的问答才逐渐热闹起来。
这种情形当时让我十分吃惊。因为蓝夹缬原是浙南民间的婚嫁必备用品，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我记得小时候，年年六月，总能看到嬷嬷婶婶们将一床一床的蓝夹缬铺在场院里“晒霉”。阳光下的蓝夹缬连绵成片，沉静的蓝与白图案清新悦目，常常引诱我赤了双脚，偷偷地在上面跑上几个来回……
但是刚刚过去二十多年，美丽的蓝夹缬竟已远离我们的记忆？
我决心把这个记忆尽量完整地追寻回来。回到温州市区后，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潘一钢先生处，打听到苍南尚有一位薛勋郎师傅在断断续续地制作着蓝夹缬。但是在这个最后的蓝夹缬作坊里，我遭遇了台湾汉声杂志社的《夹缬》专辑，已经抢先一步对夹缬进行了田野调查与文字记载。
可以说，当时“汉声”的《夹缬》给我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从工艺角度，我知道自己已无法超越它。而跟在人家身后拾牙慧，一向不是我的风格。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复揣摩，努力找寻它的“盲点”所在。这个“盲点”后来被我找到了——蓝夹缬的地域文化内涵，被“汉声”整个地忽略了。
明确方向后，我开始记录蓝夹缬的使用习俗、流传地域及其传承各道工序的艺人身世、遍布浙南地区的染坊染店等内容。当时的工作状态经常是左手拿着一张被我反复标注过的地图，右手拖着一只简单的行李箱，“通，通，通”地疾走在乡间小路上。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我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
跑得虽然辛苦，第一手材料倒也收获多多。但我的心始终悬着放不下来。因为我觉得，我只是在记录，仅仅在记录；我希望有自己的观点，但我始终找不到这个“质”的突破口。
我怀着心事继续行走在田野。2003年11月底，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我第一次看到早期的戏文蓝夹缬。当天碰到的纹样是昆曲《白兔记》。当边框的白兔，提着水桶的李三娘、戎装的咬脐郎，清清楚楚地摆在我面前时，我打心底深深地呼出一口长气。
这一天对我个人或蓝夹缬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自“汉声”的《夹缬》发行以来，国际工艺界对中国夹缬的关注便一直未中断过，日本京都大学的几位学者早在几年前就试图解开蓝夹缬的纹样之谜，但是可能由于文化的隔阂，始终停留在“中国的民间有重男轻女的习惯，所以你们的夹缬上印着的都是男孩子”（大意）层面；而国内，更是一片空白。
此后我的调研方向便转入对蓝夹缬老纹样的大量掌握和逐个破解上。五年来，我看过的蓝夹缬不下于2000条。在这个基础上，我试着将蓝夹缬的纹样划分为七个阶段，并根据各阶段的特点，一一予以命名。如果我的这本小书有可取之处，我想，最主要的就应该是这部分的内容了。
写到这里我应该感谢温州的媒体。2000年3月至2005年2月，我先后在《温州人》杂志社和温州都市报工作，蓝夹缬前期调查的完成离不开工作岗位的便利和领导的支持。另外也要感谢多年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沈沉先生、李子敏先生、叶大兵先生等，因为有他们的积累在前，才使我的工作有资料可查、有老师可请教。还有温州戏剧界的前辈林植民先生、翁凤渺先生、黄宗生先生等，都曾经对我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不厌其烦地赐教过。
当然，相关蓝夹缬的各位民间艺师，这几年和我的接触就更频繁了。像薛勋郎师傅，更是成了我的老朋友。他的小作坊长期面临的困境，一直让我无法释怀。
时代的步伐谁也无法回避，几千年的乡土文明正在瓦崩云逝。我无法用言语表述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和热爱，唯愿我笨拙的努力，能为她留住一些些的回忆。
本书出版时，适逢浙江省有关部门为响应今年6月10日为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而由中国丝绸博物馆领衔制作蓝夹缬专题展览。我的这本小书因此荣幸地被展览会定为展出内容之一，并将有首发式及“蓝夹缬戏曲纹样”讲座等活动。对我个人来说，也算是多年辛劳的一点安慰吧。
